風將停息在旋轉的地方。

樹木取消了發芽，轉向了根。

老人搶著球，朝鏡子里一瞥――

他們重新變成了孩子。

死者將醒來，無法理解。

直到所有發生的事情不曾發生。

多好的安慰！飽經痛苦的你們，能夠自由呼吸。

-–切斯拉夫·米沃什(1911-2004)

01

中國人做企業級軟件產品，好像不太行。

不過，我出生的那個時候，中國人做什么產品，好像都不行。

02

我生于大寒之日，春天將來未來。時值文革晚期，用官方的話來說，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，長輩給我起名“傲寒”，是對我的良好祝愿，希望我能在中國最寒冷的時候，依然茁壯成長。

同一年秋天，顧準病逝。臨終前，顧和他的學生吳敬璉有一次長談，他說：“中國的神武景氣一定會到來，你要待時守機。”

我十幾年前看到這段話時，沒什么太多感覺，覺得顧準更多是在安慰吳敬璉，讓他依然抱有希望。

上個月，偶然的機會，重新看到這段話，忽然明白，顧準是真的看到了不遠處中國否極泰來的艱難轉身。悲從中來，涕泗長流，不能自已。

03

我是愛哭的人。

大概20年前，去美國，跟著同事旅行，刷張卡就能租車，網上打印地圖，四通八達的高速路，處處標準化的小鎮，連鎖酒店、連鎖餐廳、連鎖巨型超市，各種完善的設施。某日，車沿太平洋岸邊行駛，經過一個普通農家，看到房前飄揚著一面星條旗，忽然，想起大洋彼岸的中國，淚水奪眶而出。

大概15年前，從阿姆斯特丹坐歐洲之星高鐵到科隆，坐在寬大的沙發座上，像風一樣掠過歐洲大地，明明是緊閉的減速玻璃，但又想起中國，竟然好像被疾風吹了眼，兩行淚從紅了的眼眶里涌出，心中只有一個念頭： “今生在中國是見不到這樣的火車了。”

事實證明，是我短視。

04

我剛加入BMC的時候，聽說之前幾年，某運營商IT管理項目招標，BMC的代理商是零價格中標的，可還向BMC下了單，等于是倒貼。

大不解。為何？

后來才明白，先中標，能進去做，就可以貼著用戶干實際項目，好能培養一支隊伍，了解用戶需求，掌握相關技術，同時，在用戶那兒占了一塊地盤，后續可以慢慢發展。

交學費，交入場費。

后來，他們的隊伍越來越大，在BMC產品之上做了不少客戶化的落地。再后來，某些部分的軟件他們開始自己做了。再后來，有了自己的產品，逐漸開始替代BMC的產品。再后來，在客戶那里抓住機遇，開始更大的發展。

最后一算總賬，學費和入場費，交的值。

05

中國這四十年的歷史，何嘗不是如此？

從一窮二白開始，招商引資建工廠。剛一開始勞動力、土地、環境、原材料，都便宜到好像白送的地步，賤賣了勞力和資源，白給了土地，甚至，污染了環境，但換來了讓幾億農民轉成工人，換來了讓中國從什么都不會做，到逐漸開始會做點兒東西。再逐漸，越會越多。

比如做鞋。剛開始做代工廠都不夠資格，后來，可以給人代工了，OEM。再后來，設計都能學著做做了，ODM。再后來，雖然還是低端，但開始能打自己的牌子了。再后來，像安踏，到意大利把FILA買了開始做高端品牌。最近，據說，還要買PUMA。

飯，是一口口吃的。

高科技產品，更晚些。

06

索尼的創始人盛田昭夫，在《日本制造》里寫過這么一段話：

“一旦貼上了“Made in Japan”（日本制造）的標簽，就會使人產生“品質惡劣”的偏見。我在戰后游歷了美國和歐洲各國，發現他們對日本產品的印象就是諸如“油紙傘”、“和服”、“玩具”、“雜貨”等小商品。

我們之所以采用“SONY”作為公司名，并非為了回避日企身份，冒充洋品牌，畢竟最終還是必須在產品上標明生產國的，但為了不被外國人誤認為是粗劣產品，我們確實也不想刻意強調“日貨”的身份。

不得不承認，我們起初故意把出口產品上的“Made in Japan”字樣印得很小，有時美國海關會命令我們重印。”

07

前不久，和一位馬來西亞的合作伙伴聊天，他說：“東南亞正迎來一個新的高速發展期，其中有巨大的機會。”

“五年后，東南亞的GDP會超過日本。GDP增速，會超過中國。年輕人口的比例，要遠高于日本和中國。華人在東南亞經濟里，占很大比例。中國有很大機會的。過去，東南亞都把中國產品看做次品，可現在不一樣了。”

“怎么不一樣？” 我很好奇。

“現在大家覺得中國和美國是一樣的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！中國比美國還差得太遠了！”我是真的驚訝，更懷疑他是忽悠我。

“真的。甚至某些公司投標價格和美國一樣，都很可能會用該公司。”

我默然。也許，真的可能？當年我去美國，主要還是紐約、洛杉磯、舊金山這些大城市，今天，外國人到中國來，主要也是北上廣深。看這些城市，真的好像和美國大城市沒什么區別，當年在美國覺得新奇先進的那些東西，中國也全都有了。甚至，更新些。

不過是二十年。

和另一個常在美國的朋友聊天，他說：“在美國，除了硅谷，你在哪兒能聽到那么多人在討論創業，討論創新，挖空心思在琢磨干點兒什么新的事？可在中國，你在北京聽得到，在深圳聽得到，在上海聽到到，你在武漢也聽得到。甚至，在貴陽，你也聽得到。”

說得夸張了，可關于中國的這段，我也不能說他錯。

08

1970年代，錢穆先生在臺灣做歷史講座，說過這么一段話：

“記得在四十四、五年前，我尚為一小孩子，那時便常聽人說中國快要滅亡了，快要被瓜分了，我們中國就要做印度、波蘭之續，被西方列強滅亡瓜分。當時聽到這種話，就感覺到這是我們當前最大的問題。究竟我們國家還有沒有前途呢？我們的民族，究竟還有沒有將來呢？我常想這個問題若得不到解決，其他問題不值得我們再考慮了。

恰巧在那時， 我讀到了一篇文章， 就是梁任公先生的《中國不亡論》。他認為中國是決不會亡國的。我讀了這篇文章，無異如在黑暗中見到了一線光明，刺激我，鼓勵我；中國還有前途，民族還有將來，我們中國人的人生還有其意義和價值。但我在那時一般的悲觀空氣彌漫局面之下，還不能真切相信梁先生的話。我還是懷疑，中國究竟能不能不為波蘭、印度之續，而不被滅亡和瓜分呢？

當時，我只希望梁先生的話可信，但還不敢真信梁先生的話。因為要能證明梁先生這句“中國不亡”的話，才使我注意到中國的歷史。我總想知道一些已往的中國。我常想，我們要知道明天將來的事，總該先知道一些昨天過去的事。這樣經過了四十多年，直到今天，這一問題，始終盤旋在我心中。到今回想，這四十多年的中國，也實在依然是黑暗混亂，內憂外患，使人悲觀。但對梁先生“中國不亡”這四個字，開始在我只是一希望，隨后卻變成了信仰。

我認為中國不僅不會亡，甚至我堅信我們的民族，還有其更偉大光明的前途。證據何在呢？我敢說，我這一個判斷，固然是挾著愛國家、愛民族的情感的成分，然而并不是純情感的，乃是經過我長期理智的檢討，而確實有其客觀的證據的。這證據便是中國已往的歷史。所以我自己常說， 我此四十多年來對中國歷史的研究，并不是關門研究某一種學問，而是要解決我個人當身所深切感到的一個最嚴重不過的問題。

今天我對中國歷史的看法，在我自己，已像是宗教般的一種信仰。”

今日之中國，是從一百年前，那個人人都說會亡了的中國，走過來的。就身體來說，已經從“救亡”走到“圖強”了，甚至，某些部分，已經是強的。但就精神來說，某種意義上說，卻還稍微落后于身體一點兒。

最起碼，就我自己而言，過去，對于中國人自己，是不自信的。

09

我們辦公室里，放了一把四十多歲、年紀和我相仿的老沙發，是我的一位長輩純手工打造的多功能沙發。

沙發上，掛著制作者自己寫的使用說明。

在那個資源匱乏、資訊匱乏的年代，一個鐵道科學研究院的電氣工程師，靠著東拼西湊的材料，用自己的頭腦和雙手，就為家人創造出了這樣的“奢侈品”。

10

容我套用一句錢穆先生的話：

“我認為中國人不僅可以做企業軟件，甚至我堅信未來中國人可以做出優秀和偉大的產品。

在我自己，已像是宗教般的一種信仰。”

其實信仰，不需要更多證據，只要“信”就好了。

信，未來就會發生。不信，未必不會發生，但發生在你身上的機會，微乎其微。

雖然，做企業軟件產品，真的很難。尤其難的，是要戰勝兩個最大的敵人：“貪婪”，和“恐懼”。

下回再說。
數字孿生/智慧園區/IOC/三維可視化/